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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内需求占比避免过度依靠外部循环

2018-11-30 20:24:42

提高国内需求占比 避免过度依靠外部循环

从支出法GDP核算角度的

两种衡量内需方法

支出法GDP核算为衡量内需提供了基本框架,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以投资率加上消费率作为内需占GDP的比重;二是在投资率加上消费率的基础上减去进口占GDP的比重。两者在统计上的区别是,前者在考察内需的口径比较宽,包括了国内居民对外部的需求,而后者的口径相对比较窄,只反映了国内居民由国内满足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含通过进口来满足的需求。

两种内需衡量的内需占比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0年,二者相差为2.7个百分点,到2005年达到值31.6个百分点,此后略有回落,但仍然保持在个百分点。这表明以进口方式来满足国内需求的比重在大幅增加。从形态看,两种方法衡量的结果运动轨迹的方向大体一致,二者统一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上。但需要解释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以及2011年,均是由于进口大幅增加,也出现了二者反向运动的现象。因而,是否将进口排除在内需之外成为衡量内需的关键。

如果将进口作为内需,该比重越来越大意味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关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内需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然而,这部分需求对于本国的生产和投资难以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只有依靠本国投资、生产满足的需求才是有利于建立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关系的部分。此外,从恒等式的另一端看,这部分内需还可以用GDP扣除出口来衡量。随着出口规模和占比不断上升,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出口,内需力量相对减弱。如果以种方法衡量内需,从数据上看,我国似乎从未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这就与近十年内外失衡格局的现实不符。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以第二种方法衡量内需似乎更为科学。

两种方法衡量内需的国际比较

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时间序列数据,根据上述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出主要国家的内需占比,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一)各国的总体水平与趋势。以种方法衡量的内需普遍较高,平均在100%左右,并且除处于危机若干年份外的其他时期保持相对平稳态势。以第二种方法衡量的内需不同国家出现了分化,美国、日本、巴西三国总体保持平稳,而中国、德国、韩国、印度则均呈现总体下滑态势,危机期间有所回升,2010年后再度下滑。

(二)我国与其他国家主要差距。从2011年横向比较的数据看,按照种方法,我国与其他国家内需差距并不大,差距的有印度和美国两个国家(低于印度9.6个百分点,低于美国7.9个百分点)。按照第二种方法,我国内需比例低于巴西19.5个百分点,低于美国17.5个百分点,低于日本16.2个百分点,但高于德国18.8个百分点,高于韩国24.8个百分点,高于印度13.9个百分点。

几点启示与建议

(一)衡量内需是制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起点。扩大内需战略既是我国应对短期需求不足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更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深刻把握。然而,在具体落实推动扩大内需战略、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内需的现状和长期以来的内外需格局。否则,将难以瞄准扩大内需的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难以抓住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因而,衡量内需是制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在内需有所不足的条件下,扩大内需政策才有意义和前提。通过此前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按照种方法衡量内需,我国甚至并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支出法GDP框架下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增长百分点数也都反映了内需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绝大部分的力量。然而,这与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大循环程度越来越深、内外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有所不符。如果按照第二种方法衡量内需,以2011年为例,我国内需占比由种方法测算的95.9%降至68.6%,下降27.3个百分点,而且,几十年来,内需几乎持续保持下降态势,显然这更接近事实。

(二)过度依靠外部循环可能导致经济脆弱。从第二种方法恒等式来看,内需还可以用GDP-出口来衡量。内需不足更深刻的含义是,整个经济系统对外部经济的依赖过高。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参与到了国际大循环之中,利用我国土地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容量,从事由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加工制造,形成了庞大的产能。这些产能中的绝大部分又返销回发达国家之中。在此过程中,我国留下了一些税收、获得了微薄的利润、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非农就业。为此,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政府又在政策上为这种生产方式扫清障碍,并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外需。从国土空间看,这些从事出口加工制造的国土似乎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飞地,招商引资的分散化同时导致了飞地分散化布局。发达国家享受着在其授意和指导下制作而成的工业品的同时,并不必为此付出各种资源、环境以及市场风险等实质性却隐形的代价。这种对于过度依靠外需推动形成的经济增长背后,事实上形成的了被外需牵制的格局和扭曲的经济结构。其风险在于,一旦外需萎缩,势必对经济体造成大规模的影响,首先影响进出口,然后进一步影响投资需求,紧接着消费受到影响,使得经济增长自我恢复和调整的功能较弱,往往需要人为刺激,而这可能在短期内稳定经济,但在中长期内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和复杂化。政策含义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增长,经济资源更多地服务本国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封闭。未来仍然要坚持扩大开发,提高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只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落脚点要回到内需上来。

(三)出口导向战略必须要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相结合。在第二种方法中,以2011年为例,我国与美国、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需占比上的差距比较明显,分别低17.5个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但同样作为制造业大国,并早已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韩国,其内需比率较我国还分别低18.8个百分点和24.8个百分点。上述格局维持了相当长时期,而并非个别年份特殊情况。因而,事实表明,内需占比并不直接反映经济发达程度、发展阶段和健康状况。在内需相对低的国家中,德国和韩国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中占据了控制性的地位,出口创造的收入换取的是服务本国居民直接消费需求的商品,这种大进大出并不意味着经济严重失衡和不健康。反过来,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中处于低端被动的地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出口经常需要以进口为前提,因而大量进口并非为本国居民直接的消费,但也形成了大进大出的格局,但这种格局是影响经济健康的。也就是说,简单地认为内需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科学,要具体看其对外需依赖的方式,在与外部经济发生关系时所处的地位。政策含义是,继续坚持扩大开发,在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要通过自我品牌的建设,着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出口的健康发展与扩大内需本质上并不矛盾。

(四)扩大内需应该与全球再平衡统筹协调。国际金融危机是对长期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扩大内需战略在后危机时代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扩大内需不能简单地提高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增速,而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内需不足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要积极适应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对于美欧等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逆差方而言,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表现为,,进口下降,减少国内消费,提高储蓄率;第二,再工业化,使各种资源回归本土实体经济,尤其是探索新一轮周期增长点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对于中国等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顺差方而言,,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第二,经历痛苦的去产能过程,一方面从总体产能规模上要缩减,另一方面,将瞄准外需的产能转型为瞄准内需的产能。进一步分析,扩大进口,稳定出口的结果,将使顺差缩小。按照第二种方法衡量的内需占比不一定提高,甚至还会进一步下降,但这却真正抓住了提出扩大内需战略背后的核心问题。因而,不能简单以内需占比的提高来判断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

(五)扩大内需的重点要强调投资消费互动。第二种方法所表达的内需含义指向的是由国内生产满足的国内需求。因此,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发展立足于内需,提高内需占比,需要围绕这一部分需求制定鼓励和引导政策。如果说,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国际大循环,那么,构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则是国内小循环。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大循环高速运转,小循环低速不畅的格局。未来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正在于此。放松管制对于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根据本国和地方实际需求探索投资方向意义重大,这是构建投资消费互动的重要途径。此外,聚焦扩大内需的重点不应着眼于短期,而应该着力通过收入、社会保障、财政等体制改革系统改造供给面,引导供给面侧重服务本国需求。财政支出的效果相比减税、放松管制而言过于直接,且缺乏一个通过市场自我选择的过程。因而,下一步在政策制定上要减少使用财政直接支出的办法,更多地运用贴息、风险担保等经济杠杆,使财政政策与金融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在放大政策效果的同时兼顾市场的自由选择。

近年来,尤其是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界对内需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目前,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然而,在对于什么是内需、如何衡量内需、度量内外需失衡的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这就会影响对结构失衡的判断,进而影响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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