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永利官网入口-首頁(歡迎您)

304永利官网入口
文博天地

文博天地

首页 > 正文

探千年古邑之源,赏六朝遗秀之风——“溧阳地域文明探源”论坛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四期会议纪要(二)

时间:2022-01-07 10:34:04  作者:  点击:

20211226日下午及27日上午,溧阳地域文明探源论坛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四期在溧阳万豪酒店二楼会议室继续展开。由于与会学者较多,本次论坛下设第一、第二两个会场,进行为期两天的专题讨论。

第一会场现场

第一会场专题讨论(上)

26日下午,第一会场的专题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主持,由南京博物院田名利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担任评议人。讨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共有7位学者做了专题汇报。

 

主持人魏坚教授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彭辉老师首先以《溧阳史前文化的发现与认识》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伊始,他介绍了他和溧阳的特殊缘分。他说,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就被分配到溧阳神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来又陆续参与了多个溧阳的考古项目,对溧阳地区的文化遗存比较熟悉。其后,他详细介绍了溧阳地区的史前遗址水母山古生物群、秦堂山遗址、东滩头遗址、神墩遗址、小梅岭玉矿地点等。

随后,彭辉老师分享了自己对溧阳史前文化的几点思考:第一,通过对溧阳的地理位置与山水形势、古生物和旧石器时期材料及太湖流域早期遗存的综合分析,他认为溧阳地区可能存在早于7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址。第二,溧阳地区马家浜时期诸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神墩、秦堂山、东滩头等史前遗址,延伸了骆驼墩文化的时空界限,补全了骆驼墩文化的区域版图,丰富了骆驼墩文化的考古学内涵。第三,通过对崧泽文化早期遗址的梳理,他发现太湖西部几乎不存在崧泽文化早期遗址。由此,他对骆驼墩文化突然消失的原因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晚期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存在尸骨相藉、平地浅埋、仓促埋葬的现象,结合陈胜前《瘟疫的考古学思考》一文中的观点,他怀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某种瘟疫。太湖西部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地层中常见厚达一米多的蚬壳层,根据发掘证实,这种蚬壳层是先民大量捕捞所致,可见蚬螺是这一时期该地区先民的主要食物之一。而现代医学证实,淡水螺与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存在密切关系,今日太湖西部地区包括金坛、溧阳、丹阳等地仍存在爆发血吸虫病的隐患。此外,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食谱改变、大量食余垃圾(如食用完毕的蚬螺等)在聚落附近的堆积等因素均加剧了疾病流行的风险。由此,他推测骆驼墩文化晚期太湖西部的一些遗址可能经历过一次区域性的瘟疫事件,最终造成了骆驼墩文化的消亡。

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高度评价了彭辉老师所做的工作。他指出,彭辉对溧阳地区的资料搜集非常齐全,对骆驼墩文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与认识,这对以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他希望,今后溧阳的考古工作可以从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重点关注早于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二是进一步丰富与总结骆驼墩文化的文化内涵;三是加深对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阶段的认识。

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对彭老师提出的“尸骨相藉、平地浅埋、仓促埋葬的现象可能与瘟疫爆发有关”这一观点很感兴趣。他结合南京薛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指出此类现象在薛城遗址亦十分明显,但之前一直未能对其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彭辉老师的报告则为此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主持人魏坚教授也参与了讨论。他结合自身考古经历指出,早期遗存中人骨杂乱堆积的现象十分特殊,目前看来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力导致的。因此,他认为,彭辉的推测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此外,他建议用“骆驼墩类型”的概念来区分骆驼墩及相关遗址与典型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解决考古学文化缺失的问题。

接下来,来自溧阳市文联的邓超老师以《良渚瑰宝梅岭玉》为题,从梅岭玉的发现过程、梅岭玉发现的意义、梅岭玉与良渚文化的关系三个方面做了报告。

首先,他介绍了他关注梅岭玉的缘起。他第一次看见梅岭玉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来参观台湾故宫博物院时,在一件古玉琮前看到了“此玉产自江苏溧阳小梅岭”的标注。此外,在大英博物馆的一本图册上他也看到了“溧阳”二字。由此可知国际考古和史学界公认今江苏溧阳小梅岭是一个古老的玉石产地。接下来,他重点介绍了梅岭玉的发现过程。1984年江苏地矿局区调队在宜兴、溧阳地区找矿过程中,在溧阳南部小梅岭地区发现了一种速烧节能的陶瓷原料——透闪石岩,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闻广研究员指出可能有软玉存在。1989年,江苏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钟华邦等对小梅岭透闪石体踏勘取样过程中,采获到软玉矿石,后经电子探针测试,得出该玉石的成分除钙镁透闪石外,还有钠透闪石,这与和田玉的成分不同。1992年,钟华邦将此石命名为“梅岭玉”,并撰写了《古玉产地之一——溧阳梅岭》一文,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古玉器原料来源之谜提供了线索。邓老师进而引用南京博物院蒋素华、王少华、汪遵国等人的观点,指出良渚文化的玉料很可能即产自溧阳小梅岭。

邓超老师发言

接着,他对南京博物院藏大量良渚时期古玉多呈“象牙白”“鸡骨白”的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赞同南京博物院万俐研究员的观点,认为良渚文化玉器雕琢工艺使用的是氟化物软玉法,其发白的原因也和氟化物有关。最后,他对梅岭玉原矿的保护利用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他说目前梅岭玉原矿破坏严重,亟待进一步的保护,希望相关单位给予关注,以求更好地保护这一溧阳瑰宝。

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指出,良渚文化玉器的真正矿源直到现在仍没有找到。因此,他希望能对当地的玉矿遗迹做一些考古工作,以找到一些实证材料,如制玉的金刚砂等,从而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提醒早期文献记载当中可能存在对梅岭玉开发利用的记载,特别是宋代之后地方志中可能存在与梅岭玉相关的线索。主持人魏坚教授则指出,多学科合作是时代趋势,用地质学方法研究玉器原料来源已不是难事,这个问题就可以通过将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起来探索。

随后,来自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黄兴南老师带来了题为《从文物遗存谈溧阳与宜兴的关系》的报告。

黄兴南老师发言

2001年开始,宜兴和溧阳先后发掘了骆驼墩遗址、西溪遗址、神墩遗址等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到6000年的以平底釜陶器、干栏式建筑、瓮棺葬、稻作农业为共同特征的太湖西部早期文明——骆驼墩文化。他说2022年是宜兴骆驼墩遗址考古成果发布20周年,宜兴政府有关部门正在采取行动,期待与溧阳方面一起深入开展太湖西部新石器遗址的考古与研究。随后,他介绍了六朝义兴郡的设立加深了宜溧两地的融合发展。他建议,两地的考古工作应该向这一方向倾斜,考古部门应该加强进一步合作。

接着,黄老师从溧阳、宜兴历史上都是重要的陶瓷产区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溧阳与宜兴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溧阳、宜兴与德清、宣城、高淳共同组成了一个陶瓷产区。唐宋时期,溧阳、宜兴与浙江湖州、安徽宣城等地的陶瓷生产密切相关,三地因为太湖、中江、长江这一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的联系而产生广泛的交流与相互影响,陶瓷产品即有类同性,又有差异性。但宋代以后,溧阳则不再生产陶瓷。他认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产瓷原料匮乏;二是宜兴、溧阳位于战争前线,社会动荡,不再具备发展手工业的环境。他还呼吁,今后可以多地联合,对溧阳、宜兴及周边地区的陶瓷遗存开展更加深入的考古调查。

最后,他介绍了宜兴现存的与溧阳相关的石刻文物。据调查资料,宜兴目前尚保存有许多和溧阳历史或人物有关联的石刻文物,如史贞义女碑、狄家坟华表、史贻直恩荣坊等。在溧阳境内也存在有与宜兴相关的文物遗迹,如卢象生墓、卢氏家族墓志等。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对报告中溧阳山南村汉窑出土的个别陶器标本的年代提出了怀疑。他指出,这种几何纹、钱纹釉陶器,在南京六朝建康城也有发现,其年代不能排除是六朝的可能性。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则提议,可以视情况对相关遗址进行再次发掘,以解决之前的疑难问题。

来自高淳区博物馆的葛鹏云老师带来了题为《高淳地区汉代墓葬的初步认识》的报告。

葛鹏云老师发言

首先,他介绍了高淳与溧阳历史上的渊源。从秦汉孙吴到两晋南朝,今高淳之地在行政建置上主要隶属于溧阳县(含溧阳屯田都尉),其历史前后长达812年之久。接着,他梳理了高淳地区的汉代墓葬情况。该地汉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墓葬形制分为砖石结构墓、砖室墓。第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鼎、罐、瓿、壶、灶等。第三,墓葬的年代,主要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年代序列较为完整。第四,发现了规格较高的画像砖墓,出土的画像砖题材丰富,包括车骑仪仗、祥瑞异兽、历史典故等内容,多为浅浮雕雕刻。高淳汉代墓葬主要集中在固城镇,周围的汉墓数量多,规模普遍较大,结构比较复杂。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他认为,高淳的固城镇即是秦汉溧阳县治所在,东汉校官碑是固城作为两汉溧阳县治的关键证物。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肯定了葛鹏云老师的观点。他指出,东汉时期溧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高淳,而高淳的汉墓发现较多,是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固城画像砖墓画像精美,墓葬等级较高,这些特征都彰显着墓主身份的特殊性。可惜,目前对这批墓葬墓主身份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他建议未来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来自溧水区政协的吴大林老师补充到,目前江苏省内的画像砖墓只见于溧水、高淳两地,而溧阳与溧水、高淳汉时同属于古溧阳县,由此他推测,溧阳今后可能也会发现画像砖墓。魏坚教授则指出,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存在对汉墓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导致汉代墓葬考古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希望这种情况在以后的考古发掘能得到改善。

吴大林老师发言

随后,来自溧水区博物馆的甘莉莉老师带来了题为《溧水仓口汉墓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的报告。

甘莉莉老师发言

首先,她介绍了本次考古发掘的背景。2008年至2009年,南京溧水洪蓝镇仓口村与刘山岗村一带发生多次盗掘古墓事件。为保护文物,20098月至9月,南京市博物馆联合溧水县博物馆对仓口村与刘山岗村间的木头山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的10座汉墓,分属两个墓地,一号墓地3座,二号墓地7座,两处墓地相对独立、完整。随后,她分享了对这次发掘的认识。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分析,仓口木头山汉墓年代集中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一号墓地中,三座墓葬特征一致,都属于西汉晚期。二号墓地中,多数墓葬属于西汉晚期,M5时代最晚,为东汉早期。M5的椁室底板呈横向,甬道两侧还出现青砖,这可能是木椁墓向砖室墓演变的一个迹象。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认为,高淳、溧水两地的汉墓除了固城周边外,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仓口地区。随后,他与吴大林老师就溧阳县和古丹阳县的分界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吴老师认为,古溧阳与古丹阳大致上以东庐山为界,而仓口在古代属于古丹阳县。他进一步指出,今石臼湖流域应属于古溧阳,秦淮河流域则属于古丹阳。

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指出,仓口地区发现的汉墓时代明确,出土遗物也较为丰富,且具有典型特征,值得重点关注。他强调,汉墓的集中发现应该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相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主持人魏坚教授则结合自身考古经历,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应是武帝之后,最晚到王莽时期。

接下来,来自溧阳市博物馆的曹昕运老师作了题为《溧阳地区石刻文物综述》的报告。溧阳地区的石刻文物因其年代早,价值高,而成为溧阳市博物馆富有特色的藏品类别。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系统整理石刻文物的文章发表。

曹昕运老师发言

首先,他以《嘉庆溧阳县志·碑帖》中的记载为线索,梳理了溧阳地区石刻文物的保存情况。他透露,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历年的征集情况统计,溧阳现有各类石刻文物146余件。接着,他对溧阳地区的重要石刻进行了介绍,并总结了该地区石刻文物的特点和价值。他认为,与常州其他地区相比,溧阳石刻有三个特点:第一,石刻年代早;第二,石刻类型多;第三,石料多为本地生产。最后,他从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三个方面出发,举例分析了溧阳石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汉代的“校官碑”是证明东汉溧阳县城所在地的铁证,其所记潘乾“构修学宫,宗懿招德”是溧阳地区推行儒家思想的最早文字材料。此外,“贞义女碑”所载贞义女的生平事迹,也为流传于苏南一带的史贞女的传说提供了母版。《元教授林公殉节处》石刻反映了元代末年红巾军在溧阳的战争。南宋义井上的阴刻铭文“溧阳县西河吴/觉舍己财开义/井与众结缘”,是南宋溧阳县城繁荣的市场“青安草市”的遗物,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评议人田名利研究员肯定了曹昕运老师在溧阳石刻资料搜集整理上所做的努力,并建议他将溧阳的石刻资料整理成文集出版。评议人王志高教授则对《景定建康志》记载的六朝时期溧阳碑刻表示关注,并就早期史氏家族是否都出自溧阳这一问题与史骏、邓超两位老师进行了探讨,气氛十分热烈。

最后,来自南京博物院的高杰老师发表了题为《北宋〈溧阳潘中和墓志〉释考》的报告。

高杰老师发言

他根据志文全面分析了墓主家世、生平及所涉人物。志主潘中和,其生平未见史籍。其子潘温甫,事迹见诸史乘。结合地方文献资料,可以确定潘温甫即潘温之,温甫为其字,温之为其名。随后,他通过对潘温之进士及第时间的分析,纠正了方志所记熙宁九年为“丁巳”的错误。接着,他探讨了潘温之之子潘绛。他根据《曲沃县志·祥异》中的一句注文:“知县潘绛原按”,肯定了潘绛曾在绛州曲沃县当知县的事实,并认为此点可补正《曲沃县志》《绛县志》主要职官的缺省。此外,他根据墓志撰文者王安国所记“温甫从余游,好学为良”,对《弘治溧阳县志》载潘温之为王安石的学生一说表示怀疑。之后,他根据潘温之进士及第的时间,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推知王安国在熙宁九年四月至十二月间仍在世,彻底否定了王安国卒年在熙宁七年的说法。最后,他高度评价该墓志的书法价值。他说蔡卞的传世墨迹仅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致四兄相公尺牍》和《题唐玄宗鹡鸰颂》,石刻仅存《草娥碑》和《楞严经偈语碑》。此次发现的墓志是蔡卞1920岁时书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蔡卞书迹,在书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充分肯定了高杰老师的研究成果,并对墓主葬地的问题表示关切,期待这一问题在日后的研究得到彻底解决。邓超老师对高杰捐赠墓志拓片给溧阳市博物馆表示感谢,随后亦表达了对葬地问题的看法,认为今溧阳火车站附近的黄墅一带即是宋代福贤乡。曹昕运老师则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福贤乡应在今溧阳市东。

随着最后一位报告人汇报完毕,26日下午的专题讨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第一会场专题讨论(下)

1227日上午,第一会场的专题讨论由王志高教授主持,由魏坚教授担任评议人。讨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共有5位学者做了专题汇报

陆帅老师发言

首先,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陆帅老师带来了题为《青瓷的兴起与吴都建业》的报告。他在介绍研究的缘起后分析了青瓷与汉代器用传统的关系。他认为,青瓷出现的时间,最迟在东汉延熹七年,分布地域以会稽郡为中心。但其使用范围却不广泛,仅在会稽郡的山阴、上虞、余姚周边较多发现。而在吴都建业的前身——秣陵县及周边的东汉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青瓷器。结合《盐铁论》中对社会上层和平民百姓用器的记载,陆老师推测青瓷器在轻巧程度、艺术表现形式均有所不足,亦不具有价格优势,因而此时并不具备流行条件。此外,他认为东汉时期江南地区政治地位不高,经济不算发达,消费市场规模小亦是青瓷器没有广泛使用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在孙吴政权建立后,建业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聚集起了大量官僚、军人。这些人拥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与愿望,刺激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带动了青瓷的发展。随后,他进一步探讨了青瓷在孙吴建业流行的原因。他结合史料记载,认为孙吴时期制玉技术不发达且原料匮乏,而漆器也存在和玉器类似的情况,因此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青瓷器得以成为漆器和玉器的替代品,迅速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之后,他以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随葬的青瓷偏向实用器为例,证明当时青瓷已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他根据釉下彩瓷器的出土情况,推测其使用应与宫廷需求和社会潮流有关。孙吴政权灭亡后,釉下彩瓷器趋于消失,但工艺相对简单的釉下点彩却逐渐流行,他认为这一过程正提供了六朝江南物质器用层面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即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影响、融合的典型案例。

评议人魏坚教授首先就“政权对社会生产的干预与社会生产自身技术的进步及人类的需求相比,谁对物质文化的影响更大”这一问题,与陆帅老师展开了热烈讨论。他认为在已知史料的前提下,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去研究青瓷器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评议人王志高教授作了补充。他解释说青瓷是漆器的替代品这一观点是当下主流观点,但通过近几年思考,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孙吴时期墓葬中漆木器的减少只是表象,那是因为中型以上墓葬大多被盗,而漆木器又不宜保存,瓷器数量占比实际并没有那么高。他进而认为,瓷器真正取代漆器的时间应该在宋代。马健涛同学则结合自己的实习经历,也认为东汉魏晋墓葬中多有漆器的存在,但是漆器的保存状况很差,大多无法提取,由此导致了报告中某些关键信息的缺失。

 

 

来自贵州省博物馆的李二超老师发表了题为《贵州安顺天落湾村汉晋时期墓葬发掘收获》的报告。他从地理位置、历年考古工作、墓葬概况、重要发现、墓葬时代五个方面介绍了本次发掘收获。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9座,虽大多被盗,但仍出土有瓷器、铁器、陶器等器物及少数饰品。按照建筑材料大致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砖石合筑墓。墓葬一般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四部分构成,封土已被削平。墓葬总长610米,宽24米,深0.12米。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在三国至西晋时期,而瓷器的来源地当为合浦地区。此次考古发掘有三点重要发现:发现了几件来源明确的瓷器;发现了一处祭祀遗迹;发现了多个用途不明的圆形坑。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证明贵州安顺地区存在一条通过广西合浦进行对外贸易的通道,充实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网;而祭祀遗迹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风俗提供了新的线索。

李二超老师发言

评议人魏坚教授建议,可以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对贵州地区汉代墓葬进行专题研究,把墓葬的年代划分得更加细致,从而解决一些考古学上的问题。主持人王志高教授则对这批墓葬是否存在早晚关系与李二超展开讨论,并推测墓葬类型的不同可能与墓主身份有关。之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马健涛同学就宁谷地区汉晋遗址的年代下限、平铺顶石室墓与斜起券顶石室墓的年代等问题,和李二超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马健涛同学发表了题为《贵州清镇、平坝地区六朝墓葬族属试探》的报告。

马健涛同学发言

马健涛首先介绍了清镇、平坝地区六朝墓葬的发掘概况。上世纪50年代至今,贵州省考古工作者配合基建要求,在清镇、平坝地区发掘了大批古代墓葬,其中被判定为六朝时期的墓葬共有四十余座。他从该地区石室墓形制演变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对清镇、平坝地区六朝墓葬的族属进行分析。该地六朝墓可以分为竖穴土坑墓、砖石墓和石室墓三类,其中又以石室墓最多。通过类型学分析,他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石室墓的形制与汉式砖室墓的差异越发明显,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这一现象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再结合近年考古发现与民族志材料可知,在贵州部分少数民族中一直流行以石筑墓的传统,他进而认为,清镇、平坝地区石室墓形制的演变趋势可看作一个汉文化因素逐渐减少,少数民族文化因素逐渐累积的过程。而石室券顶墓应是汉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产物。此外,他还认为,部分清镇、平坝地区的石室墓中有一种类似“拾骨葬”的多人二次葬的现象,可能源于当地少数民族葬俗,或许受到了峡江地区“蛮人”“左人”葬俗的影响。最后,他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这批六朝墓葬的族属进行了探讨,认为可能与两汉之交当地兴起的“牂牁谢氏”相关,很可能是以谢氏为代表的牂牁大姓族葬之所。

评议人魏坚教授肯定了马健涛同学所做的研究工作。他指出,该文的资料搜集非常丰富,切入点也恰到好处,是个不错的选题,但族群的认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族”这一概念的界定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相关论据。此外,该文将研究对象与文献结合得有些过于深入,存在过度解读的风险。他强调,年轻学者不能把现有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扣得过紧,以免过度解读。要切合实际地去分析问题,言之有据。

李二超老师认为,研究贵州六朝墓葬族属的问题,要与南中大姓的迁徙相结合,重点关注大姓的融合与变化过程。王志高老师对魏坚教授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他认为,族属的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不要轻易使用族属的概念,可改用“族群”等较为宽泛的概念。

之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王志高老师带来了题为《东晋溧阳县迁治考》的报告。

王志高老师发言

首先,他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2011年,他受高淳区政协委托,着手编纂《高淳历史文化大观》一书,开始关注文献中对溧阳县治变迁的记载,遂起意撰写该文。随后,他分析了文献记载的溧阳县治变迁情况。东汉时期,溧阳县治位于高淳的固城镇,而秦、西汉时期以及东晋、南朝时期溧阳县治均未知。据溧阳旧县志记载,今溧阳为唐武德三年(620年)由溧水县东境析置而来,其早期县治在今溧阳城西北45里的旧县村,直至唐天复三年(903年)才从迁至今溧城镇。之后,他根据溧阳城西北上兴公社红旗大队出土的东晋溧阳令墓志,结合古代官员葬地的情况,推测东晋、南朝时期的溧阳县治可能已由今高淳固城镇迁至今溧阳市西北南渡镇北的旧县村一带。

接下来,他根据《丹阳记》关于王舒葬地的记载,对东晋溧阳的迁治时间进行了分析。《丹阳记》明确记载东晋溧阳县治的迁移与王舒的逝世同年,即咸和八年。此外,他从高淳境内皇姥城的规模以及城垣结构出发,推测其可能与秦、西汉时期溧阳县治相关。最后,他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东晋溧阳县迁治的原因可能与咸和年间苏峻之乱对溧阳旧城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破坏有关。

吴大林老师高度评价了王文,认为其观点可信,是对溧阳治所问题研究的一大突破。曹昕运老师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今溧阳城西北的果园、旧县一带是六朝墓葬分布的集中地区”的说法值得商榷。此外,他还就平陵、旧县、古县城址的空间分布与王老师展开讨论,认为三城距离过近,不似同期城址。王老师认为这个难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解决。他还补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口的迁徙,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侨县,县城之间距离非常近,甚至出现了“一村三县”的情况,这可能也是三城相距较近的原因之一。

最后,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周梦圆老师在线上作了题为《南京丁奉家族墓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的报告。她从地理位置、墓葬与出土文物、初步认识三个方面进行了汇报。

周梦圆老师发言

2019年下半年至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五佰村地块发现并清理了古代墓葬10座,其中四座东吴砖室墓保存较好,时代清晰,出土器物丰富,为近年来六朝墓葬考古中所少见。尤为重要的是,M3出土了砖地券,明确墓主为三国时期东吴名将丁奉。丁奉家族墓共有四座,均为南北向,东西并列分布,均为土圹竖穴前后室砖墓。出土器物有金、银、铜、铁、漆、陶、瓷等质地。M3出土的一批釉陶骑马俑,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行仪仗等提供了新的材料。丁奉墓墓主身份明确,时代清晰,是迄今发现的官职最高的三国东吴名将之墓。这对研究六朝墓葬年代分期、出土器物断代以及社会风俗、葬制、葬俗等具有标尺意义。

评议人魏坚教授重点关注了出土的釉陶骑马俑上的马镫。他指出,马镫在骑射活动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但其出现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丁奉墓中出土的这件带马镫的骑马俑,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马镫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为研究马镫的源起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

在对最后一位报告人的评议讨论结束后,魏坚教授对本次论坛做了简要总结。他首先感谢与会的各位学者,并高度评价了此次论坛。他认为,虽然论坛时间有限,但涉及的领域十分丰富。溧阳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遗物和遗迹,新材料的发现将大大推动对溧阳历史上疑难问题的研究,很多棘手的考古学问题也将得到解决。他还感慨,工作坊这种讨论形式非常和谐,能让老、中、青专家学者广泛参与,欢坐一堂,平等地交流彼此的观点。这不仅提高了与会人员的学术研究水平,也拉近与会人员间的关系,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建议,此类论坛不仅要定期举办,还要继续走出高校,深入地方,以促进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最后,王志高老师对魏坚教授的参会表示特别感谢,对与会学者和记者朋友对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科建设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在与会嘉宾热烈的掌声中,“‘溧阳地域文明探源’论坛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四期”第一会场的分组讨论圆满结束。

 

(未完待续)

 

文:康传祎 马健涛

图:李娴

审核:王志高、史骏

 

版权所有:304永利官网入口

访问量:

Baidu
sog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