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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是个不孝子”:移民与子女间的情感距离_a

发布时间:2020-01-16 22:46:54 编辑:笔名

1951年,Guy Gunaratne的斯里兰卡籍父亲在伦敦一家书店阅读书籍学习英语。60多年后,同一家店正在销售他儿子的小说。作家对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经历进行了一番思考。

Guy Gunaratne的父亲山姆。 图片来源:Guy Gunaratne

去年,我差点失去了父亲。他已8 岁高龄,患有登革热,这种病很可能是致命的。当时我的父母正在斯里兰卡,他们在不久前退休才又重回家乡。我从自己位于伦敦的家里通过Skype与母亲通话,听到她脆弱得令人揪心的声音。她没有用语言,而是用她表述这件事情的方式,告诉我,她真的很害怕。

“我有时候觉得他根本不记得我是谁。”她说道。

当你面临父亲的死亡,整个人都会被一种奇怪、沉重的寂静包围。这种寂静里全是悲伤、愧疚和可怕的冷静。通话结束之后,我注意到自己的脑子在想一些奇怪的事情。我被一些事物吸引了:我手指的长度、我与屏幕的距离、我的杯子里还剩多少咖啡、窗帘之间的间隙、我与母亲的距离以及我与父亲的距离。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少有的清醒时刻。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个作家试着掌控不熟悉的故事,在一张纸上进行细微的探索,以求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又不偏离事实。有时候,这种怪诞得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下意识会给人以启发,在不知不觉中让你有所发现。其它时候又让人很是痛苦,就像清醒的人失去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什么人一样。

小时候的Guy Gunaratne与父亲在一起。图片来源:Guy Gunaratne

多年以来,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个不孝子。我青少年时期非常不听话,桀骜不驯,对我父亲给的所有建议和指导都不屑一顾。我们之间差异巨大。虽然我们从未彼此疏远,但我们也从没有特别亲密。即使是现在,与他的过往相比,我自己的经历还是显得奇怪而难以理解。我从小长大的伦敦与他所见的伦敦完全不同。

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对许多人而言都不陌生,尤其是那些二代和三代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没有时间去听代的故事,” 詹姆斯·鲍德温曾在描写他与父亲之间不和的关系时如此写道。我对此也略有同感:我想,因为羞耻感、不成熟和固执,让我没有去问父亲是如何来到英格兰的。

缺乏与父亲产生联系的话语,我便开始在阅读的书中找寻他的身影。读鲍德温的作品让我舒了口气,他满怀怒气地描写自己的父亲,但也带着一种接受。阅读卡尔·奥韦·克瑙斯高《A Death in the Family》一书让我产生了愧疚感,贝克特小说《莫伊》的莫兰把儿子放到床上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我差点忍不住想亲亲他。他和我都没说一句话。此刻,我们不需要言语的表达。”归于沉寂,有些事情虽然没有明说,我们却能深深地感受到:我现在明白了,在没有父亲的故事的情况下(或我自己不愿意去问去听),我一直试图从别人的讲述中去理解他。

当时,有人问我父亲他是否愿意去英格兰工作。他说愿意。虽然他完全没有概念这个英格兰到底有多远。

故事应该像桥梁一样。但在我父亲和我的处境中,我们自己的故事却只是代表了我们之间的差距。我父亲从自己出生地移民到我所出生的国家,这一距离似乎是罪魁祸首。

我的父亲终还是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那是1951年,他当时16岁。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市一群为工务司署铺设柏油路面的贫苦劳工中,他被选中了——似乎是随机的。有个工头问他是否想去英格兰工作。他说愿意。他有限的求学生涯在上地理课之前就中断了,他也因此对英格兰有多远完全没有概念。几周后,他与母亲简短地道别,踏上了开往南开普敦的堪培拉号舰艇。航行长达三周。他的母亲认为他会被淹死。

他到达英国之后换了一份又一份体力活:从卡车上卸载电器产品的饭店门卫、房地产公司的送信员、厨房里的汉堡配餐工。,他成为斯里兰卡大使馆出入境柜台的文员。他再次被看起来与他无异的人包围,这个城市也变得更加熟悉起来。他在1981年娶了我的母亲。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那就是我。

一个人的经历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无上的宝藏。在这些细节中,我得以窥见我父亲可能成为的样子:他的青春活力,他希望有一天为孩子提供自己曾经渴望的教育。更广泛地说,它让人了解到一个时代,我所看到的伦敦只是当今的伦敦,而非他求生存的那个伦敦。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孝子”……现在的Guy Gunaratne

像许多父亲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时候,他会难得的打开话匣子。他会指出自己年轻时租的套公寓。他会回忆熟悉的建筑以及这些年来自己所见证的变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我会问他如何穿过整个城镇,而他总是知道快的路线。我对伦敦大部分的了解都是在我们家车的后座上学到的。因此把我们联系起来的不仅是他的过去,也有我的现在。我想,对于一位父亲来说,同时背负外来者与伦敦人的双重身份有些奇怪。我与他一样感受到在自己的国家作为外侨以及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感觉。

而今,我的父亲又回到了英国,与我的母亲一起。我们一致决定,在他经历这次生死之交之后,还是在伦敦继续他们的退休生活。自那之后的几个月,就像是迎来了第二次机会。我父亲经常和我讲话,他告诉了我更多的故事——现在我会向他追问很多细节,这对小说家来说非常合适——他自己也很享受告诉我这些曾经遗漏了的琐事的过程:他在影院所看到的西部地区,他对拳王·阿里的钦佩以及对阿巴合唱团音乐作品的狂热。

他也会对我提问。艺术职业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也不曾鼓励儿子这样去做。我现在也很难向他解释自己在从事什么行当谋生。但是当我向他说起我的书,他会静静聆听,也会问我,是否会写关于他的书。我说,我会的,但是你得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这些天来,我父亲常讲的故事就是他怎么学英语。每个周六,他都会坐在查令十字路上的弗伊尔斯书店里,从书架上挑些书来读。这就是他把身边世界拼凑起来的方式。

将近70年之后,上周,父亲和母亲一起重又回到了弗伊尔斯书店,他们发现儿子的小说堆放在同样的书架上。我的母亲脸上笑开了花。我的父亲点头笑了笑,带有同样的自豪。这个时刻,把我的现在与他的过去联系了起来:他的生活让我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开阔视野,抬头仰望,甚至带着好奇把事情记录下来。

我的父亲已经有所好转。他仍然十分脆弱,当他咳嗽的时候好像整个墙壁都在颤抖。但我现在知道,当我不得不和他道别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将会了解他的故事,而他也会知道我的故事。不论如何,这都将消除我们之间的距离。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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